（参见侯外庐等主编，第199页）（二）吕怀未能准确把握湛、王工夫论的枢要。
反观阳明物论一直深陷主观主义的误解困局，这与阳明心学的特质和结构有很大关系。由此可知，阳明仍然在知、物不离的意义上讲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，则谓之物（《传习录》卷中）。
当代学者已从多方面对阳明物论进行了解读，深具妙思和启发。将格物纯归于尊德性，切断道问学一途，与颜子述孔子博文约礼、孔子告哀公学、问、思、辨、笃行（《湛若水全集》，第21册，第253页）不能同条共贯。九川疑曰：物在外，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?先生曰：耳目口鼻四肢，身也，非心安能视听言动?心欲视听言动，无耳目口鼻四肢，亦不能。人能知其天地万物之道所以尽于人者，然后能尽民也。谢良佐曾经讲心、物和天的关系说：心之穷物有尽，而天者无尽。
对照知与理的各种说法，可以直观地体会到这一点，以下试举几例。有如《论语》‘川上之叹，《中庸》‘鸢飞鱼跃之旨，皆圣贤吃紧为人处，学者如未能深达其义，未可谓之知学也。这无疑是一种比较中庸的态度。
2017年3月17日，安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，认为：对于我和徐复观、牟宗三、蒋庆、秋风等人来说，自由主义儒家或自由主义者是错误的标签，他们应属进步儒者。（二）生活儒学的进步观念安教授认为，生活儒学应当属于广义的进步儒学。但是同时，对于现代化，我们不需要完全都接受，我们不觉得现代化的所有东西都是好的[22]。文章说：让我们从山东大学的哲学家黄玉顺开始吧，他已经连续地发表了赞同李明辉某些观点的谈话和文章。
[19] 这种表述尽管还不具体，但一般来说是稳健的。[32] 汪堂家：《对进步概念的哲学重审——兼评建构主义的进步观念》，《复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0年第1期，第103‒113页。
但这种承认同时带有批判性，因为现代化的东西并不总是好的。[66] 胡适：《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》，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第六册，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，第2080页。或者可以说是‘有本的。所以，胡适曾引用孔子‘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，以证明：孔子作为‘中国思想界的先锋，‘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[66]。
[26] 黄玉顺、安靖如：《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》，《齐鲁学刊》2017年第4期，第35–52页。黄玉顺拒绝他所说的那种导致‘新儒教的倾向，强调作为世俗生活哲学的儒学必须在现代世界中发展。[37] 黄玉顺：《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进——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12年11月号，第41–47页。[16] 安靖如：《走向进步儒学的当代儒家政治哲学》，英文版，第136页。
唯其如此，它们被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他说：此所谓‘礼并非指的形式性的仪节，而是涵盖了所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规范（social norms），它们决定着我们怎样相互交际。
具体来说，政治或法是形而下的问题，进步儒学的‘进步主要体现在这里。（2）另外一个是实质性的层次，安教授说，‘进步儒学所需要的一个属性，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性的承认。
[47] 黄玉顺：《如何获得新生？——再论前主体性概念》，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》2021年第2期，第36–42页。东方所有的政治制度也是西方古代所有的制度，而西方却早已改变了。在这方面，我觉得自由主义跟进步儒学是比较像的，虽然有所不同。这是两种共时并存的饮食文化。如果说是有关的，那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：正是社会生产力的‘提高和历史的‘进步，才导致了这种本源的共同生活感悟之被蔽塞[46]。因此，作为制度伦理学普遍原理的儒家正义论，‘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，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。
对这两个基本价值观念的理解，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之间既有基本的共识，特别是在对现代性价值的认同上。这个定义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面：1．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。
《直与法：情感与正义——与王庆节教授商榷父子相隐问题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7年第6期，第109–117页。因此，安教授刻意撇清进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，他特别强调：我这个思路并不是因为受到了什么外来的影响，比方说西方的女权主义、或者自由主义、或者别的什么主义的影响，而是儒家的一种内在思路的发展。
他在2012年出版了专著《当代儒家政治哲学：进步儒学发凡》[①]，提出了自己的进步儒学（Progressive Confucianism）。[25] 黄玉顺：《吃人还是育人——中国正义论视域下的儒家礼教重建》，《中州学刊》2021年第12期，第105‒108页。
民权制度也将是适宜的、正义的。（两个例外是：林月惠，陈明提及的牟宗三的前学生。至于家庭、社会，中国也的确是古代文化未进的样子，比西洋少走了一步。我当时肯定地回应道：我用的是‘自由，而不是‘自由主义，自由主义确实是产生于西方的东西。
[⑧]2019年，安教授在韩国发表了论文《用进步儒学取代自由儒学》[⑨]，其中以较大篇幅评论了我的政治哲学思想，主要是我的论文《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》（此文经安教授翻译而转载于美国期刊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）[⑩]，指出当代大陆儒家学者中最为著名的公开宣称‘自由儒家名号的是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[11]。[⑧] 黄玉顺：《中国正义论的重建——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。
……自由指个人的意志行为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不受他人干预。[20] 黄玉顺、安靖如：《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》，《齐鲁学刊》2017年第4期，第35–52页。
这样一来，由两者（伦理与法律、或者德性与政治）的合力所形成的礼也就保证了‘儒学的进步。……‘道统最终不能不服从于‘治统，并依靠治统而存在。
因此，安教授曾经将我和墨子刻（Thomas Metzger）都归入综合儒家（Synthetic Confucians），并指出后者已然寻求将儒学和密尔（J. S. Mill）的自由主义带入一种建设性的和综合性的对话[59]。根据上文谈到的三脚架即伦理—礼—法律结构或德性—礼—政治结构，是不是可以说：有根的主要体现在礼上。[61] 黄玉顺、安靖如：《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》，《齐鲁学刊》2017年第4期，第35–52页。[35] 蒙培元：《科学、民主与传统道德——对五四的道德革命口号剖析》，《学术月刊》1989年第9期。
例如，作为本源性的生活情感的爱，古今中外莫不如此，即无所谓进步。[29] 有人说：进步的未来是什么？任何一个合乎逻辑的问答必定是这个观念没有未来。
同时又有一些重要的差异，尤其是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。转眼之间，又是几年过去了，有必要再次更深入地比较我的生活儒学和安教授的进步儒学。
同日，中国新闻网发表了报道《中美儒学专家大明湖畔共话世界儒学发展新动向》[④]。[15] 安靖如：《走向进步儒学的当代儒家政治哲学》，英文版，第91页。
